甚至连妇女、孩子们都赶来搬运柴草。不长时间，大炮楼四周便堆起成堆的柴草。
由于被围困了两个月，大炮楼里反动地主武装的弹药、吃喝等日益困难，水源又被切断，援兵被击退，面临“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”的境地，更是畏于火攻。遂派人出来同“铁甲车队”和农民自卫军谈判投降，表示愿意解除武装，赔偿损失，承认减租。
2月13日，“铁甲车队”和农民自卫军终于拿下了江家炮楼。
14日，黄家炮楼见大势已去，也跟着出来投降了。
江、黄两家大炮楼放下武器后，广宁各地反动地主也都相继解除武装，赔偿损失，承认减租，广宁农民运动遂获得很大发展。“铁甲车队”在广宁两个多月，肃清了反动武装，收缴各种枪支5000多条，均交给了地方党组织，从而壮大了我党自己的武装。
1925年2月，孙中山北上离开了广州，反动势力乘广州空虚，大肆造谣破坏，广州形势骤然紧张。在此情况下，中共广东区委决定，调“铁甲车队”迅速赶回广州。2月20日，“铁甲车队”返抵广州。当时，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占据东江惠州、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。他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，自封为“救粤军总司令”，号称指挥10万兵，倚仗英、美、法等帝国主义及段棋瑞政府的支持，与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、桂军阀杨希闵、刘震寰相勾结，并联络闽、湘、赣军阀相互呼应，策划大举进攻广州，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。
在这复杂、紧张的形势下，中共广东区委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：东征讨伐陈炯明。
在东征军出师之前，中共广东区委即指示“铁甲车队”第3排参加东征，沿广九铁路前进，作为先锋部队，协同友军攻击石龙、樟木头、平湖、深圳等处敌人防线。第3排英勇作战，所向皆克，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、桥梁、车站修复，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，保证了东征军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，使东征军顺利完成打败陈炯明的任务。
“铁甲车队”的第1、第2排则从广宁迅速赶回广州，保卫广东革命政府。“铁甲车队”驻地大沙头附近，驻有航空局所属的一个飞机掩护队。飞机掩护队的队长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相勾结，进行反革命活动。考虑到反革命派可能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，威胁“铁甲车队”的安全，对广州局势带来大的危害，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这支部队掌握到自己手中，于是通过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局长将飞机掩护队原队长调走，派周士第前去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，接管、改造飞机掩护队。
原队长在离开飞机掩护队时，召集他的亲信部下作了布置，声称他是暂时离开，日后还要回来，飞机掩护队还得听他的。周士第上任后，立刻召集飞机掩护队各排长开会。开始由于各排长不明周士第的来意，都很不安，面色阴沉，心情紧张地坐在一旁。周士第和蔼热情地讲明情况，说飞机掩护队担负的任务很重要，现驻大沙头的飞机，主要靠大家来共同掩护好，要求各排长仍各负其责，并多提建议，共同把工作做好。这番话使各排长的心慢慢放了下来。
第1排排长开会前在腰中插了一把驳壳枪，子弹上了膛，准备如果势头不对，即拨枪出来对打，然后跑到杨希闵部队那边去。当他听了周和党代表两人心平气和的讲话后，面带愧色地说：“我想错了，以为你们是来缴我们枪的，先换队长，后换排长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就把你们打死。现在我才明白是受了欺骗。”边说边从腰间拔出了那支子弹上膛、机头张开的驳壳枪，双手交给了周士第。周士第以更加信任的态度，将枪还给了他，亲切地慰勉他放手做好排里工作。
通过多方面工作，排长们都消除了顾虑安下心来。周士第在飞机掩护队打开了局面，取得了官兵们的信任，立住了脚跟，很快将飞机掩护队改造成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，将大沙头完全控制在革命政府手里，对稳定广州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。
正当革命军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时，英、美帝国主义又收买了军阀杨希阂、刘震衰，唆使他们进行反革命叛变，颠覆广东革命政府。
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下，“铁甲车队”和飞机掩护队已经做好准备，在大沙头的桥头堆放沙包，构筑工事，加强警戒，随时准备还击杨、刘叛乱。
5月，杨、刘公开叛乱了，占据了广东北江、西江一带。
6月初，杨、刘军队占领广州省长公署、财政部、电报局。火车站和部分政府机关，广州危急。6月7日，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通电宣布杨、刘罪状，免去其滇、桂军总司令职务。12日东征军回师讨伐杨、刘。
中共广东区委指示“铁甲车队”和飞机掩护队，统一归徐成章、廖乾吾、周士第指挥，配合东征军、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市区工人、农民军作战。当东征军回师广州时，“铁甲车队”与飞机掩护队从顺德附近渡河，迅速插入敌人纵深，向敌人背后攻击，切断了石牌、瘦狗岭、龙眼洞方面之敌与广州的联系，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。
6月20日下午，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。敌1个师趁革命军疏于戒备，忽然从广州北面袭来，企图重新夺取广州。这支叛军一直打到了北校场附近。广州市内的部队及人民群众一时措手不及，有些惊慌。此时，“铁甲车队”和飞机掩护队正由瘦狗岭方面返回广州途中，发现这一紧急情况，立即在广州东北方面投入战斗，吸引了大批敌人，掩护革命军争取时间，集中兵力，向敌人反击，最后消灭了敌人这个师。
在这次讨伐杨、刘的作战中，“铁甲车队”和飞机掩护队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，人人都忘记了饥渴劳累，个个精神振奋，负伤不下火线，勇敢冲锋，不怕牺牲，表现了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。
1925年6月，徐成章调离，周士第担任了“铁甲车队”队长。
平定杨、刘叛乱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，广州革命政府“大元帅府”改组为“国民政府”。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也随之改为“国民政府铁甲车队”。
1925年5月30日，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，酿成了“五卅惨案”。帝国主义的暴行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，各地民众纷纷起来，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。
“五卅惨案”的消息传到广州后，立即引起了广州、香港工人的大罢工。6月3日，广州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表示支援。6月19日，香港海员等工会首先罢工支援上海工人斗争。香港罢工人数迅速发展到25万人，有13万人回到广州。6月21日，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罢工。省港大罢工，坚持达16个月之久，波及全国各地，是“五卅”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、影响最深、涉及各个阶层的一次大罢工。
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。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，设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。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为黄金源，训育长为邓中夏。中共两广区委选调“铁甲车队”队长徐成章任罢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纠察队总教练，赵自选任大队教练，纠察队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、缉拿走狗、镇压工贼和封锁香港的任务。
6月23日，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，举行了广州工农兵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。这天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省港罢工工人、郊区农民、各校学生、黄埔军校、“铁甲车队”以及广州各界人民团体、机关、部队等共10万人，先后到广州东校场集合，召开大会。会后，大会主席宣布，游行队伍按工、农、学、商、兵的次序行进，沿着惠爱东路、永汉路，出长堤，至沙基、黄沙等主要街道游行示威。
周士第率领“铁甲车队”，走在群众游行队伍后面，一方面是声援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行动，一方面严密监视周围情况，以防坏人破坏和敌人袭击，万一发生武斗情况，“铁甲车队”可以立即驰援。
当日下午15时10分，游行群众有秩序地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中国属地沙基时，看到沙面租界里的英、法、葡等国驻地事先早已布置好了武装人员，沙面沿河各要道口均堆积有沙包，构筑有工事，就连洋房阳台上也堆有沙包，架着步枪、机关枪。
当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到达沙基西桥口时，沙面上的帝国主义分子突然朝游行队伍开枪扫射，停在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。游行群众对这一突然袭击不及防备，纷纷中弹倒地。
周士第亲眼看见一个学生中了两弹，头炸掉了，肚子炸开了；路上堆着人们的尸体，有的血肉横飞，鲜血顺马路流进排水沟里，其景惨不忍睹。当场遇难的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学生、市民、红十字会会员等有52人，重伤170多人，轻伤无数。
尤其令人发指的是，残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射击时，竟使用了当时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“达姆弹”及毒弹。“达姆弹”爆炸力大、杀伤范围广；毒弹使受伤者麻木，不易医治，即使经医治保住性命也会终生残废。
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暴行，激起了游行群众万分的愤怒，他们高喊着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冲进沙面去”的口号，向沙面桥冲去，捣坏了第一道铁门。